第二章（1）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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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里的干部，按规定下午六点钟下班。可市委大楼的干部们，不到五点半就拨腿走了，这大概是因人多工作少的缘故吧。本来嘛，一个处室里的工作，有三个人就能全包全揽了，上面却派来七八名干部，能不清闲吗？

周倩刚到市委宣传部工作时，考虑到自己是副处长，应该给下属带个好头，还是一直坚持六点钟下班的。后来她慢慢悟彻到，她这样做纯粹是一种矫情，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她是按时下班的，因而对任何人都不会有任何影响，至多是自己苦了自己。于是她也入乡随俗，每天下午五点半钟就离开了机关，有时甚至五点钟就走了。

机关里当副职再清闲不过了。出主意、批条子、发号施令，全是正职的事；具体工作都由干事们干，副职想干点什么也插不上手，只能看报、喝茶、抽烟，最多带着耳朵去听听会。

周倩就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从机关横跨一条十几米宽的马路，就到了宿舍院的西门，干部们上下班根本用不着骑自行车。

周倩下班后，就打火做饭。三口人的饭费不了多少手脚，有半点四十分钟就够了。她的丈夫叫周景华，是她大学里的同学，在市人事局当副局长。他总是六点钟回家，先到幼儿园把女儿丹丹接了，进门即可开饭。

周倩住的是一栋二层小楼，内部装修十分考究，是西州市里最高级的宿舍。这套房子的主人，严格地讲还不是周倩和周景华，而是周倩的公公周作恒。周作恒五年前还是西州市的市委书记，后来调到省里当了副省长。周倩和周景华结婚后，就一直和公婆住在一起。周作恒夫妇搬到省城去住，市委房管部门不好意思来要房子，便不明不白地一直由周倩两口子住着。

一种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人就会感到别扭。近日来，周倩总是六七点钟后才回家，晚饭不得不推迟到八点钟。周景华心里就老不舒服，觉得进门不能端碗吃饭，是一种不正常现象——其实社会上有几家双职工能进门就端碗吃饭呢！周景华几次想问周倩，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但又觉得这么做有点鼠肚鸡肠，会伤了周倩的自尊心，也就罢了。可是今天周倩直到八点钟才回到家里，他饥肠辘辘，女儿丹丹也一个劲地嚷着饿了。他实在忍不住了，便问：“周倩，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尽管他的声音并不高，可话里夹带着的不满情绪，还是让周倩听出来了。

周倩正在手忙脚乱地做饭，心里也不高兴。她在回家的路上，估计今天这顿晚饭，周景华一定替她做好了，谁知推开厨房门一看，灰锅冷灶，根本不像做过饭的样子。她很口渴，想倒一杯水喝，可是提起暖水瓶却空荡荡的，连一滴水也没倒出来。她从门缝里看看，见周景华仰面躺在沙发里，好像在看报。丹丹爬在地毯上，一边看小人书，一边啃着一块干面包。难道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这天天三顿饭就该我一个人做吗？周倩一股火直冲脑门，真想推门冲入客厅，当面质问周景华。可是，当她想到一会儿她还有重要的事情跟周景华谈，现在把气氛破坏了，到时怕影响谈话效果。于是她把已经伸出去的手缩回来，衿了围裙开始做饭。周景华从客厅里传来的质问，又一次在她的心头撞出了火星，但她还是为了在友好和谐的气氛中谈话，又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激动，没有发火。她心平气和地对他说，她下班后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办，就回来晚了。她解释完还故意给他道了一声歉，请他多原谅。

吃罢饭，丹丹睡了。周景华到客厅看电视。

周倩洗罢碗筷，也来到客厅，准备跟周景华谈那件事。

这是一件关系到她未来命运的大事，不能不跟他谈，他是她的丈夫呀！

周倩今天要跟周景华谈的是关于她停薪留职，到商城里承包一家影院的事。

这座影院叫五台山影剧院，建筑面积有两千五百多平米。除影院外，还有三十多间房子。这家影院原是宣传口所有单位出资建的“台子”，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干部。不许干部经商的文件下达后，工作人员都回到了原单位，五台山影剧院也不得不停业关门。租赁店铺热掀起后，文化局、广播电视局的领导也提议把五台山影剧院租赁出去。为此宣传部召集所属各单位的头头们开会，讨论怎么出租，租金收多少，由谁负责处理此事。按照当时市面上的行情，五台山影剧院全部出租，年租金应该是八万元之多。八万元，在当时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天文数字。众人想了想，觉得眼下还没有人能租赁起这座影剧院，于是又商议降低租金。商议的结果，租金降到五万元，并决定由市电影公司的一位叫陈创生的副经理全权负责处理这件事。

个体户们的文化意识很淡，还没有能力预测到未来文化市场的巨大潜力，觉得光靠放映电影、演戏收费，充其量是啃一块骨头，是吃不到大肉的，更何况租金那么高。因此租赁广告贴出去十几天，竟没有一个人找上门来寻租。

五台山影剧院租赁不出去，不能老闲着。闲一天就有一天的损失。

陈创生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是不会让尿憋死的。他稍加动了动脑子，便有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建议改“租赁”为“承包”。他算过一笔账，如果影剧院的两千五百平米的建筑面积得到充分利用，每年至少可收入三十万元，除去十万元的开支，尚可盈余二十万元。承包费按四成收，承包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如此计算，承包费则可收到八万元。八万元大于五万元，这是用不着明说的。

陈创生把这笔账算给各单位的头头们听，请求批准他的建议。

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不以为然，问陈创生：“如果承包人经营不善，一年的收入不是三十万，而是十三万，照你的计算办法，偌大一座影院，每年收回的承包费不是仅有一万二千元吗？”

陈创生说：“这种可能不是没有的。可是我相信，在坐的领导没有一个人希望将来的结果是这样的。因此，我们不能随随便便把影剧院承包出去，必须选一个有头脑、会经营的人来承包。”

陈创生说服了诸位领导，可一时谁也提不出一个合适的人选。陈创生想到一个人，又不便在这种场合提出来。他害怕在座的领导怀疑他是设好了圈套让领导们钻的。更何况他还没有跟本人谈过，只是一厢情愿而已，怎么能贸然说出去呢！不过，他有八成把握，觉得这个人是会承包五台山影剧院的。

一个公司副经理，在这种会议上，通常是没有资格发表意见的，即使不自量力说了什么，也不会引起别人重视的。可今天陈创生不是以副经理的身份出席这次会议的，而是以出租五台山影剧院的全权负责人出席这次会议的，而且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专门研究五台山影剧院出租或承包问题的。因此，他有着比任何人都权威的发言权。既然大家都一时提不出合适的人选，陈创生莫名其妙地生出一种表现欲，便语惊四座地又提出一个建议。

陈创生说：“如果领导们相信我陈创生的话，这位承包人就交给我去物色吧！由我物色的承包人，一年上缴承包费不足五万元，所欠部分由我负责补上。”

又是那位副部长开了口，“你敢立军令状吗？”

“敢！”陈创生觉得这位副部长的话包涵着对他的蔑视和不信任，因此他说这个“敢”字时，有点显得激动，声音也略微高了点。

主持会议的宣传部金部长城府很深，始终没有说一句话，老迷着眼听别人说话。陈创生的一个“敢”字，像在他身边响了一声炮被惊醒似的，他立刻睁大眼睛，咳嗽一声清清嗓子，然后开始表态。他的咳嗽声像浑水里撒了一把矾，把水里的泥土都吸附着沉入水底似的，使会议室里的说话声立刻沉淀，刹那间变得鸦雀无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