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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这时候,”马保国说,“厂里什么样您知道吗?六个月没发工资,工人天天来厂门口坐着。有关系的调走了,没关系的去菜市场捡菜叶子。我老婆,为了省两毛钱公交费,冬天走四十分钟去我妹家借米。”
他顿了顿。
“那时候走在街上,熟人都绕着你走。为啥?怕你开口借钱。孩子在学校被同学笑,说你爸厂子倒了。过年走亲戚,手里提的东西都比别人轻,坐那儿吃饭都不好意思伸筷子。”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电脑的嗡嗡声。
“现在呢?”马保国继续说,“咱们厂活了。工资按时发,计件干得多的一个月能拿八百。工人腰杆直了。但这是家里的事,外人看不见。”
他手指在桌上敲了敲。
“过年不一样。过年走亲访友,你手里提什么,别人一眼就看见。你要是提着两桶油、一袋面、一箱肉,别人就知道——这家单位效益好,没白干。”
凌云没说话。
“对员工来说,那是脸面。”马保国语速不快,但每个字都扎实,“他提着东西回家,邻居问:‘哟,单位发的?’他点点头,声音都能大三分。对孩子说:‘看,爸单位发的。’孩子在学校也能说:‘我家年货堆了一地。’”
他看向窗外,雪下大了些。
“对企业来说,那是名声,是口碑。咱们厂现在一千五百多工人,连家属得有五千人。这五千人,就是五千张嘴。他们出去说一句‘星火电子厂年货发得厚’,比咱们打什么广告都管用。”
凌云想了想:“发钱他们也能自己买。”
“那不一样。”马保国立刻说,“自己买的,是‘我花钱了’。单位发的,是‘我挣来了’。感觉不一样。再说了,您真觉得他们会拿五百块钱全买年货?”
他笑了笑,有点苦。
“工人过日子精打细算。拿了钱,可能只花五十买点油面,剩下的四百五存起来,或者还债,或者给孩子交学费。到头来过年桌上还是寒酸。但咱们发了实物,他们就必须拿回家。东西摆在那儿,就是实实在在的体面。”
凌云沉默了一会儿。
“你觉得发什么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