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2章 聚会 (第2/2页)
马丁内斯酒店始建于1929年,是一家以艺术风格而闻名的豪华型酒店。酒店位于戛纳著名的克鲁瓦塞特大道,可以俯瞰地中海,拥有当地最大的私人海滩,酒店也是戛纳的标志性建筑。
走进酒店二楼的咖啡馆,许望秋抬眼便看到了正坐在靠窗位置,兴奋聊着的特吕弗他们。阿兰德龙他们几个演员坐在一起聊,而特吕弗他们几个导演坐在一起聊。许望秋径直走到导演那一桌,找了个位置坐下,然后招手叫来服务员点了一杯咖啡。
夏布洛尔见许望秋过来,向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介绍道:“这是《锄奸》的导演许望秋。”又向许望秋介绍道:“许,这位是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
许望秋落座的时候就看到贝托鲁奇了,只是没有认出来。在他的记忆中贝托鲁奇是老人的形象,没有和眼前这张略显年轻的脸对上。他看过不少贝托鲁奇的电影,包括《同流者》、《巴黎最后的探戈》、《戏梦巴黎》等等,最喜欢的无疑要数《末代皇帝》。
《末代皇帝》的成功跟中国政府的全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政府不但动员了将近2万名的群众演员,还允许剧组进入紫禁城拍摄,甚至连文化部部长都亲自上阵在电影中出演重要角色。贝托鲁奇能得到中国政府的空前支持,不仅仅是因为他名气大,更重要的在于他是意大利共产党员。
许望秋微笑着冲贝托鲁奇点点头道:“贝托鲁奇先生,见到你非常高兴。我看过你不少电影《同流者》、《巴黎最后的探戈》等等,我喜欢你的电影。可惜我们来戛纳来得晚,没有赶上你的新片。”
贝托鲁奇打量着许望秋,眼中眼中闪着惊奇地光:“你的《锄奸》非常出色,导演手法也极为娴熟,我以为是个非常成熟的导演,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年轻。”
许望秋已经无数次面对这个问题,应对起来非常轻松:“我是在电影厂附近长大的,而且有一个很厉害的师父,接触电影比一般人要早得多,比一般的年轻导演稍微要成熟些。”
贝托鲁奇微微点头道:“《锄奸》在视听语言上有很多创新,如果戈达尔看过《锄奸》的话,他肯定会很喜欢你。”
许望秋笑着摆手道:“不不,他会对我说,你应该与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作斗争。”
贝托鲁奇微微一怔,随即哈哈大笑起来;特吕弗、波兰斯基他们也都哈哈大笑。
贝托鲁奇受戈达尔的影响特别大,一直将他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1970年贝托鲁奇完成了电影《同流者》,那部电影有很多吸引观众的元素,比如政治、时髦、惊悚、追车、谋杀和性。电影在巴黎举行映式时,贝托鲁奇向戈达尔出邀请。午夜时分,戈达尔准时赴会,当时特吕弗和波兰斯基他们都在。电影看完,戈达尔什么也没说,只递给贝托鲁奇一张纸条,然后离开了。纸条上有一幅太祖象,戈达尔在下面写道,你要与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作斗争!
戈达尔不喜欢《同流者》主要是觉得电影太商业,是在向资本主义投降。许望秋的《锄奸》虽然在视听上有很多创新,但说到底还是商业电影,属于戈达尔批判的对象。
波兰斯基最感兴趣的是《猎鹰》中那个模拟炮弹飞行的镜头是怎么拍的。在笑过之后,他急不可耐地道:“《猎鹰》中那个非常模拟炮弹的镜头是怎么拍的?”
许望秋笑着解释道:“我们专门请人做了几架能够搭载摄影机的模型飞机,通过遥控器对飞机进行操作,进行降格拍摄,来完成镜头。为了拍摄这个镜头,我们先在模型飞机上搭载摄像机,让操作手进行练习。摄像机用的是录像带,拍完之后马上就可以播放,而且可以重复拍,不会浪费钱。航模手练习了一个月,将飞行路线练得滚瓜烂熟,我们将摄像机换成摄影机正式开拍。不过即使是这样,这个镜头我们还是拍了三遍才通过。在后期的时候,我们通过抠像技术将炮弹顶部合成到了镜头中,就成了现在这个效果。”
在场导演听到这话都非常吃惊,在他们眼中中国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他们怎么都没想到许望秋会用模型飞机来完成长镜头的拍摄。
特吕弗就更吃惊了,他拍过好莱坞电影《第三类接触》。在拍摄过程中,剧组使用了模型飞机将摄影机吊到空中拍摄一些镜头。据他所知,用模型飞机参与拍摄,在好莱坞也不过才几年的时间,没想到中国竟然有了。
不过仔细一想,他们又很快释然了。《锄奸》和《猎鹰》的烟火技术非常惊人,甚至在好莱坞之上,既然中国能掌握如此强大的烟火技术,那么掌握模型飞机拍摄也就不奇怪了。
夏布洛尔对解放军冲锋的长镜头印象十分深刻,这个镜头难度极大,尤其是爆炸的黑烟冲天而起,将摄影机都笼罩了。他实在想不出这个镜头是如何拍摄的,把疑问抛给了许望秋。
许望秋简单介绍了一下索道系统,并告诉他们明天下午会在海边展示这种设备,如果有兴趣到时候可以看看。在场众导演十分好奇,纷纷表示明天一定要看看。
特吕弗他们对《猎鹰》的评价都很好,认为电影水平很高,视听语言在《锄奸》的基础上又有所进步。不过他们也指出了电影的不足,在人物的刻画上有些欠缺;如果增加十到十五分钟来塑造人物,那电影会更上一个台阶。
许望秋知道《猎鹰》在人物塑造上存在不足,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对《猎鹰》来说最重要的是赚钱。只有《猎鹰》在票房上取得成功,他的整个计划才有可能继续推进。
这个问题解释起来很复杂,许望秋不想浪费时间,就道:“我觉得拍电影最难的是寻找商业和艺术之间的平衡点,这个东西不像科学,是没有标准的。稍微不注意就可能因为过于商业而失去艺术性,或者过去艺术而失去了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