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联合调查组,省纪委书记！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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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龙县的县委书记秦文超是汉江省常委，纪委书记秦思源的侄子，似乎是出身豪门，书香门第。

实际上，秦家在建国之后被冲击的很厉害，秦文超的童年过的非常的糟糕。

在那个年代，生活在农村被冲击家庭，几乎等于，贫穷，饥饿，痛苦。

6岁没了父母，从小跟着爷爷长大，一直被亲戚救济。

好在秦文超还算有志向，1984年，18岁的他，走过独木桥，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文山市市委。

当时文山市市委书记是于华南，很快，秦文超就被于华南看中，被于华南带在身边当了一名政治秘书，算是前途无量。

后来，秦文超也确实是前途无量，跟着他的老领导于华南，一路往前走，离开文山，去到省里，他也从一个政治秘书升到了汉江省纪委办公厅行政处处长的位置。

那时，秦文超还不到30岁，就已经是实权的正处级了。

一直到1999年，年仅33岁的他，就出镇一方，出任汉江省人口最多的大县古龙县的县委书记，于华南出任省委副书记的第二年，就准备重点培养他，把他外放到地方历练。

古龙县作为当年赵兴国的龙兴之地，是汉江省率先分地的地方，当时吸引了汉江和周边身份大量的逃荒人口，之后，古龙县人口暴涨。

古龙县就算地再多，随着人口越来越多，也不够分，好在后来赵兴国去到文山任市长，把文山打造成了一个重工业城市。

古龙县很多农民虽然没地种了，但却可以去文山市打工，也能养家糊口，古龙县的大量人口，倒也没有成为噩梦和负担。

毕竟，有赵兴国嘛，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

赵兴国在汉江，那是比赵立春都更加传奇的传奇。

一生官途，几起几落，还不止一次蹲过号子，甚至差点枪毙。

国家那时不允许私人拥有耕地，赵兴国当时在古龙县当副县长，就偷偷的分，后来影响越来越大，一传十十传百，农民全部往古龙县逃荒分地去了，最后事发，赵兴国被抓差点判刑枪毙。

幸好当时文山市书记刘书记看他是个人才，搭救了他，他也算是运气好，关了没几年年，就改革开放了，他就被放出来了，还成了先进典型。

这一次起落，也奠定了赵兴国的执政风格，如果说李达康和赵立春是法无禁止即自由。

那么赵兴国的信条就是，只要对经济有利的，就算法律禁止，也要干。

在赵兴国看来，只要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法律，那都是恶法，国家迟早会修改乃至废除，我们要走在国家的前面。

所以，国家没有完全开放市场经济，他先在文山开放了，而且派人到处到全国各地挖人，挖企业，其他地方政府吃饭都赊账，从企业要东西，就跟从自己家拿一样，从来没有什么市场经济的买卖和诚信意识。

赵兴国不一样，文山市政府从不欠企业的钱，买东西就给钱，签了的合同就遵守，在当时那个年代，文山市简直就是一朵奇葩。

当时文山副市长马达，卖了一匹物资，刚刚好遇到大雨发洪水，这批物资在运送途中被冲走了。

马达就打算赖账，反正市政府也没见到，天灾人祸，谁也不想。

企业当时也已经认赔几十万了，没想到，赵兴国硬顶着市委书记于华南和马达的反对，把这几十万给了企业。

有这样的一个遵守市场经济规则的市长，自然很多企业愿意来文山，赵兴国顺势就把文山打造成了一个重工业城市。

这还不算，赵兴国之后还盯上了国外的资本，技术和企业，居然想要先开放和外国企业的合资。

因为这事，赵兴国和市委书记，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视为洪水猛兽的于华南产生了激烈的矛盾。

你从国内挖企业来文山也就算了，还要引进外资？疯了？不知道外资的条件多么苛刻吗？那是卖国！

这次文山市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激烈对抗影响极为恶劣，汉江省只能各打一板子，两人双双调离。

最后，于华南的亲信，副市长马达成了市长。

马达成了市长后第一件事，就拒绝了赵兴国已经谈好的外资，气的赵兴国吐血。

“我说过，未来文山想要在工业上保持竞争力，就只有引进更加先进的技术，进行产业和产品升级，没有这些先进的技术，我们拿什么来和其他兄弟城市，其他兄弟省份的相同企业竞争？你们以为你们守住了文山的利益，汉江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实际上，你们才是在犯罪！”

马达这个市长，不贪不腐，个人情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和于华南一样，视市场经济如洪水猛兽，非常拥抱计划经济。

马达本就看不上赵兴国，怎么可能会听一个已经离开的市长的话。

文山的灾难也从这里开始了。

赵兴国在文山的先发优势，很快被其他城市，省份的后发优势取代。

文山的产品从生产多少卖多少，到后来需要竞争，再到后来，竞争不过卖不出去，仅仅只用了4年时间。

1997年，夏国陷入严重的三角债危机，文山尤其严重，产品卖不出去，生产企业没钱，没法还原料企业的钱，原料企业没钱，也没法还更上游企业的钱。

那时，文山几乎各个厂子，企业都濒临破产倒闭，救都救不回。

京工集团能救回来，那是因为京工集团本身的技术和产品是先进的。

赵兴国和合资合作，实际上是准备把国企慢慢的转为合资，引进先进技术，然后扶持民企，为国企增加竞争，优胜劣汰，从而完成文山经济转型。

如果真的能完成，文山就不会在1997年有问题。

问题是，赵兴国没有完成这些，只是开了个头，就离开了文山，一堆技术老旧的国企厂子在1997年大危机来临时，没有任何的还手之力。

文山的那些曾经为这座城市带来辉煌的企业纷纷倒闭，工人，农民工纷纷下岗。

下岗工人守在老厂房，穷困的跳楼自杀。

在文山市没有了工作的农民工不用自杀，只能回到家乡。

人那么多，地那么少，夏国人又非常的念乡，只要能吃上一口饭，饿不死，也不愿意轻易离开。

主要是也没地方去，那时，全国都在大下岗，哪有国企招人？

至于私企，那个年代的私企很少，主要是国有经济，而且，私企非常不规范，农民工又没有文化，人私企也不愿意要啊，所以出去，也只能卖苦力，还不如留在家乡种地，顺便再偷偷跑到独岛乡下海捕鱼，饿不死就算了。

古龙县的农民工学历不高，都是农民，不像城里的那些下岗工人，有学历，有知识有文化。

可是面对大下岗时，就算城里的那些下岗工人，也很迷茫不知道未来要干什么，最后一个个在贫民窟一样的倒闭产房混吃等死。

虽然没有城里工人的文化和知识，古龙县农民工却有土地，不是很多的土地，所以他们倒是不至于迷茫，还是能务农的。

而这一切，对于汉江省人口最多的古龙县来说，简直就是噩梦。

一下子涌回来了这么多之前在外务农的农民工，这怎么弄？

这么多人扎在土地上，吃一顿饿一顿，有些人是能承受的，但是还有一些人不愿意饿一顿，怎么办？

当然是偷，是抢，甚至是杀人。

那时，人贩子遍地，小孩出了自己的村都要小心，女人出了自己的县就要小心，男人出了自己的市就要小心。

古龙县治安环境迅速恶化，整个古龙县近乎是接近崩溃的边缘。

文山市最后濒临崩溃，作为之前的市委书记，于华南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已经升到省委副书记的于华南也没有推卸责任，主动承担了振兴文山的责任，让马达滚蛋，让另外一个大将田封义当市长。

同时，在1999年，把自己最看好的年轻人秦文超送到情况最糟糕的古龙县当县委书记。

田封义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不就是城里的工人没饭吃嘛？多一张凳子，多一双筷子，多一张桌子不就行了？

还能继续运行的企业，多招些工人，一份工资养一个人，太奢侈，那就养五个人，一个科室，怎么能只有两个副科长？那不行，最少六个，都当副科长了，那干活的不就没了？

没关系，到社会上找临时工，那么多下岗工人，一个副科长配一个司机，一个秘书，一个生活助理，一个保镖，一个通讯员，一个办事员。

这么干，倒也暂时稳住了文山市的下岗工人问题。

田封义的做法其实并不多么高明。

农民工下岗回乡，一亩地多养了几个人。

城市的下岗职工，则是一份工作多养了几个下岗职工。

精髓就是，虽然大家都吃不饱，都穷，但是，也都饿不死。

饿不死，活着，也就够了。

田封义不是没有想过把人赶到汉江省南部去。

但是，根本没有人愿意去。

农民工没文化，不想去外地当苦力，能活下去，就留在家乡。

文山的下岗工人，祖祖辈辈都吃国家粮，身上有干部身份，看不上给别人打工的私企。

文山的工人和东三省的工人是一样的，投资不过山海关，是因为投资环境不好，而工人普遍看不起私企，也是属于投资环境之一。

你以为下岗工人多，随便开个工厂也不愁招不到人，实际上，这些下岗工人宁愿饿死，也不愿意去私企进厂。

我当年都是跟刘书记，于书记，赵省长打的江山，现在你让我们去伺候别人？做不到。

文山，那几年就是噩梦。

田封义能想出这样‘多一张桌子，一张凳子，一双筷子’的政策，那也是真的人才，是属于看清楚了问题的本质。

临时工，那也是吃皇粮啊。

所以，田封义后来被省委清算，说是在文山乱搞，却被于书记死保。

这也是一个原因，田封义已经尽他可能的给文山市工人活路了。

国企危机前，工人越多的地方，危机后，就被冲击的越重，越惨，那几年的夏国，经济问题是系统性的问题。

大部分城市，大部分省份都在崩溃，东三省甚至崩溃到现在都没缓过来，因为东三省工人最多，几乎全是工人。

东三省相当于夏国的文山，在国企危机前，东三省的工业是夏国最强的。

文山的工业，也是汉江最强的。

文山就是汉江自己的东三省。

文山市，城里有田封义用自己的方法给下岗工人活路。

而在乡下，见到这样的人间惨景，秦文超也用自己的方法给古龙县的农民活路。

李文昊猜测，应该是当时秦文超和时任银山市委书记的张汝宁达成合作，把古龙县的农民工，都往省城送。

省城的血源源不断从银山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