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努尔哈赤的直觉（下）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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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人皆道清太祖一生善战，除宁远之战外，戎马四十二年几无败绩。

但倘或立在努尔哈赤的人生终点回首过往，就会发现官修史书上那个永远正确、永远英明神武的“清太祖”不过是清代史官虚构出来的一个高大而缥缈的形象。

实际上，若是任何一个人只打必胜之仗，把一切胜负不明的战争都努力消弭于开战之前，把一切不必胜的纷争都排除在战绩之外，都会有努尔哈赤那样光辉的履历。

只要弄清楚了这一点，就会发现小鞑子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并不伟大，它是“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的反义词。

“几无败绩”的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背后是一个“畏懦怯战”的佟·努尔哈齐。

只有努尔哈齐自己知道他并不勇敢。

假设让万历十五年的努尔哈齐看到清代史书上面的那个清太祖，他绝不会认为那上面写的是他自己。

因此当龚正陆一提出“朝贡”的方案，历史上那个真正的、胆怯的努尔哈齐就一口回绝道，

“不可，先生的提议实在是太冒险了。”

努尔哈齐举出历史佐证道，

“昔年‘成化犁庭’，朝廷毁我建州之巢穴，绝我女真之种类，便是由董山入京朝贡而起。”

“万一皇上当真是针对我建州而来，我此时入京，岂不等于是自投罗网？”

董山是努尔哈赤六世祖猛哥帖木儿之子，在成化年间也曾掌建州左卫。

当时建州左卫在董山的统领下，迫于经济生活的压力，屡次犯边抢掠，成为明廷辽东的最大边患。

成化三年，明廷再次对建州三卫女真各部下谕招抚，命三卫部众各守地方，不许越边。

董山在接受明廷招抚后，于同年八月，与李满住之子、当时统领建州卫事务的李古纳哈进京朝贡。

由于明廷对建州卫的不满，此次董山与李古纳哈入京朝贡，不仅没有得到以往朝贡时所应该得到的丰厚赏赐，反而遭受到明廷的严厉讯责，并被明宪宗下令押解出边，遣返建州。

历来羁縻不驯的李古纳哈和董山如何能接受这种处罚？

当一行人被押解到广宁羁所时，忍无可忍的董山终于进行了反抗，意欲逃跑，遭到了明军的杀害，李古纳哈则乘混乱之机狼狈地逃回了自己的属地。

当时明廷将董山和李古纳哈的行为视为反叛。

于是成化三年九月，明廷派太监监军黄顺、左都御史李秉、武靖侯赵辅等统率八万兵马，兵分五路进剿建州女真。

同时，明廷又命令朝鲜派出军队，全力配合明军进剿，不得有误。

建州女真因此腹背受敌，几遭灭顶之灾，左卫的建州老营被付之一炬，庐舍无存，部众尸横遍野，粮食通遭烧掠，连李满住都被朝鲜大将鱼有诏斩杀。

时隔数代，努尔哈齐对此仍心有余悸，也算情有可原，

“当年董山入京，对天子何曾不恭敬？只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皇上若是对我建州不满，凭我如何费心讨好，都是徒劳无功。”

努尔哈齐又迈开步子，朝那把黑漆椅子走去，

“再者，倘或皇上已经不信任父亲了，那我若因入京朝贡而获罪，父亲也肯定会受牵连。”

“毕竟父亲从前一直力保我建州，若是建州首领‘不敬犯上’，就算皇上不提，言官也一定会弹劾父亲作为辽东总兵的‘失察之罪’。”

“先生，我自志学之年起，就屡受父亲照拂，父亲于我，比这建州要重要百倍。”

那个胆怯的、畏战的佟·努尔哈齐转过身来，在龚正陆面前傲然坐上王位，

“倘或皇上诛我一人，我定引颈就戮，别无二话。”

“但此事若是会牵连父亲，我纵是留守建州、死战到底，也定不会因一息偷生之念，而置父亲安危于不顾。”

在这一刻，他终于露出了一点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端倪。

小鞑子其实是个胆小鬼，只有事涉李成梁之时，他才能展现出特属于清太祖的英勇。

努尔哈齐的分析当然是准确的，但其逻辑链条却与朱翊钧心中所想截然相反。

努尔哈齐以为自己不过是一个天子用来打击李成梁的香饵，牺牲了也无足轻重。

而不想在朱翊钧心中，李成梁才是建州女真的“附属品”，若不是历史上只有李成梁才能牵制住努尔哈赤，他早就革了李成梁的职了。

半瓶子水的伪国师龚正陆这时还没察觉出努尔哈齐这种一厢情愿式的无畏，

“那淑勒贝勒也不能坐以待毙，如今建州内外交困，倘或淑勒贝勒不信朝贡，那我建州又凭何为继呢？”

努尔哈齐沉默了，不可否认，万历十五年的建州女真在经济上极度依赖于大明。

现在朝廷不过是挥师进剿了几次，连抚顺马市都尚未关停，诸申就屡屡越境去朝鲜谋生。

倘或此时与大明交恶，不等明军再来，建州女真就先因财力不继而自行崩溃了。

努尔哈齐有些焦躁，

“除了入京朝贡，先

生可还有其他法子让朝廷取信于我？”

龚正陆背过手，装模作样地踱了两步，道，

“既然淑勒贝勒信不过朝廷，那就只能向朝鲜称臣了。”

同时向明廷和朝鲜称臣的情况在建州女真的历史上并不罕见。

朝鲜虽然是大明的藩属国，但它与宗主国在东北地区的势力竞争却毫不软弱，夹在大明与朝鲜中间地带的女真各部从明朝建立之初就是双方争夺的焦点。

朝鲜李氏王朝的建立，就是因为原先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因不满明廷在东北设立铁岭卫而出兵挑衅。

结果自知不能与大明为敌的高丽将领李成桂发动兵变夺位，成功推翻了旧主。

李成桂一登基，迅速恢复了朝鲜半岛与明廷的宗藩关系。

“朝鲜”这一名称，就是经过宗主国大明的批准，才正式成为李氏王朝的国号的。

李成桂当时虽然臣服于大明，但由于他晚年偏爱幼子李芳硕，引发了第五子李芳远的不满。

经过两次“王子之乱”后，李成桂痛失爱子又被迫禅位于李芳远。

而李芳远继位后，虽然依旧将朝鲜定位为大明的藩属国，但并未放弃对东北地区控制权的争夺。

永乐元年，建州女真胡里改部首领阿哈出接受明廷的册封，成为建州卫指挥使。

朝鲜生怕明朝在东北地区逐渐加深的影响力会危及自己安全，于是在永乐二年册封建州女真斡朵里部首领猛哥帖木儿“斡朵里万户长”的头衔，希望借助猛哥帖木儿的力量来抵消阿哈出的影响。

不料，猛哥帖木儿很快就意识到投靠明朝显然比投靠朝鲜更加靠谱，于是永乐四年，在阿哈出的推荐下，猛哥帖木儿又被明廷封为建州卫都指挥使。

猛哥帖木儿的倒戈很快就引发了带动效应，东北地区的其他女真部落首领也纷纷表示愿意向明廷称臣。

于是朝鲜与明廷在东北地区的影响力之争很快就见分晓，最终李芳远不得不将东北地区的战略重点转向常规军事防御。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龚正陆的提议也是“于古有征”，

“今时不同往日，朝鲜为明廷之藩属，在辽东的影响力早已不复李成桂、李芳远主政之时。”

“我听闻自朝鲜国王李昖登基以来，朝鲜亦是内忧外患不断，必须倚仗大明才得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