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世家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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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衍武的父亲洪禄承，年轻时气质出众，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可如今他卧病在床半年，头白了大半，已经没那么好看了。尤其是那黄暗瘦削的脸颊，眼角腮旁的皱纹，全都在证明一个道理——生病的人真是容易老。此外，他原本还是个高身量的人，也是因为染上腿疾，才养成了弓腰驼背的习惯。现在无论哪个熟人，见到他如金钩大虾米一样攒在床上的样子，总会感觉他凭空矮了不少，就像是活抽抽儿了。

说起洪禄承的这个病，完全是因为“十年运动”时期，单位监督他劳动改造，把他长期安排在寒冷潮湿的防空洞里打理杂物仓库才染上的。从去年年底起，也就半年的时间，他的腿自膝盖以下由起初的麻、酸，很快展到了疼痛、糜烂，以至于现在藏在被子下的两条小腿都已变得一片乌黑，烂成了血污一片。

众所周知，久病在床的病人很容易得褥疮。所以为了少受点儿罪，洪禄承每天还要坚持忍疼挪动几次身体。而就在刚才，正当他一如既往用肘部撑着上半身，挣扎着想要挪动时，却突然感到一阵乏力。结果力度失控，一下就牵动了小腿的疮口，引了一阵格外钻心的疼痛。

不过，洪禄承尽管摔倒在了床上，头上疼出了豆大的汗珠，但他还是咬住嘴唇，执拗地攥紧拳头，不肯哼出半声来。女儿洪衍茹正在堂屋熬药，他怕女儿听见。

片刻后，疼痛似乎略微轻了些。洪禄承喘息了几下，一狠心，扶着床头他又重新坐起来了。这感觉怎么说呢？就像万千细针一齐刺着他的腿。他的汗无疑出得更多了，可毕竟还是立住了。就这么着，他就生抗着，直到钻心的疼痛又衰减了些，才再次咬牙硬挺着一点点挪动。许久许久之后，在颤颤巍巍中，他终于完成了预定动作，带着满身冷汗靠在了床头。

洪禄承长长舒出一口气后，闭上了眼。挪动之后往往是腿最疼的时候。为了好受些，他常像这样把眼闭上想事儿。这种时候，他往往就会温习起有关洪家祖辈的故事，和他一生所走过的路，因而也总会萌生出一些说不清的怅然和迷茫……

洪禄承是1917年1月27日生人，农历是民国六年的正月初五。算下来，1977年刚好六十岁整。他与妻子王蕴琳是在1937年成的亲，一直以来相敬相爱，携手至今已育有三子一女。他生活中大部分都很普通，尤其是共和国建立之后。可要是非从他身上找到些什么特别符号的话，那恐怕就来自于他的家世了。因为他并非生于普通人家，而是生于解放前京城顶级的富豪世家——素被称为八大宅门之一的洪家。

在我国，谈世家，谈富豪，要有个分类，并不能拿来一锅烩。1949年以前，京城的富人阶层很复杂，既有交替登上政治舞台的新执政者，也有前清一系遗老和北洋废官家族，甚至还有逃难至京的俄罗斯王公贵族。而即便是豪商富贾，也因资金来源或是经营内容的不同，存在“官僚资本”与“民营资本”的差异，有着“新实业派”与“传统行商”的区别。

洪家历来以买卖兴隆和善于经营为京城百姓所称道，是最典型的传统商人代表。在解放前，京城流传着一个有关老字号商铺的顺口溜——“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陞，身穿瑞蚨祥，腰缠四大恒，品茗吴裕泰，落座龙顺成，大摆洪门宴，延年齐仁堂。”这其中的“大摆洪门宴”一句，指的就是以酒楼饭庄和饽饽铺立足京城，并以“宴”字的谐音字——“衍”和“燕”字作为商铺字号的洪家。

洪家的家族史有记载，洪家先祖洪祥祺是雍正年间从山东福山老家来京的，算下来到洪禄承的父亲洪效儒这代，洪家在京城已历经九代人。这二百年的商业积累和人脉关系，为洪家涉足其他更赚钱的行业提供了基础，故而在洪效儒掌家之时，洪家的商业版图已变得异常庞大。

当时洪家名下各类产业计有：饭庄衍庆堂、燕喜堂，酒楼衍美楼、燕兴居，饽饽铺衍美斋、金兰斋、衍英斋、衍祥斋、衍福斋、衍华斋、衍德斋、衍宁斋。这些庄馆和饽饽铺地跨京津两地，联号分号共计一十八家。其中，衍庆堂、燕喜堂均位列京城十大堂，衍美楼为京城八大楼之一，燕兴居为京城八大居之一，衍美斋则与永星斋并称当年京城北案烘炉局之魁，风头甚至还压过了正明斋和瑞芳斋。这么说吧，单是京城的餐饮业就被洪家占据了十之二三。

另外，洪家还跨行经营着天宝金店、三阳金店、万庆当铺、古玩店聚宝斋，并与太医院寿家，合股共办了参茸庄衍寿堂。分号遍及京城、津门、沪海、南京、西安、青岛、烟台、旅大、沈阳等地，共计一十六家。

在京城，人人都知道洪家富。但要说起洪家人过着怎么样的日子，大多普通人除了管中窥豹了解的一些表象外，其余也只能靠臆想了。打个比方，百姓说富，必是“穿金戴银，锦衣玉食。”而真正豪门世家，却只说“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其间差别，一语可判。况且除了优越的物质条件以外，在商业富豪的真实生活里，还包含着许多难言的苦涩。

这话绝非无病呻吟。我国历史上的统治者们，一向觉得商人靠出卖别人生产的东西取利，是极不道德的行为。而且从根儿上又认为商人的逐利性是搞乱社会的隐患，十分的不可靠。于是乎，对“商”这个阶层，历来严防死守，实行“抑制政策”，即“重农抑商”。故而商人富是富，但社会地位始终卑微。

就拿大清国来说，商人该穿蓝布大褂，那就得穿蓝布大褂，你有钱也不行。而且商人的儿子还不许做官，这大概就是现在说的封建压迫。

说到这里，洪禄承的父亲，平生倒是对雍正皇帝十分推崇。理由嘛，多少有点另辟蹊径的意思。按照洪效儒所说，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里，统治者最怕百姓脱离户籍成为流民，使之失去剥削的对象，所以往往竭尽一切办法控制人身自由。而历朝历代，却唯有雍正朝的“摊丁入亩”政策歪打正着，竟为国人提供了真正的人身自由，这才使人们有了脱离地著选择职业的可能。否则，按照旧有的束缚制度，洪家是根本没有机会离开老家的。而且即便到了京城以后，也同样不可能招揽到足够的人手和伙计。更何况，若不是清廷皇家鄙夷商业到了不屑为之的境地，规定旗人经商就要被削去旗籍，那么像洪家这样的汉商即使身在京城，也是不会有什么生机会的。对父亲这个观点，洪禄承也深以为然。

可即便做买卖的基础条件有了，但只凭一个普通商人要想把买卖做大，或是想进入国家专卖的领域，仍然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除非，你去依附权贵，成为所谓的“官商”。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洪家自不能免俗。不过，洪家人也用亲身体会验证了一个道理——做一名“官商”，虽然社会地位体面了些，做买卖也会有很多便利，但副总用却也同样严重，甚至有些得不偿失。

其中逻辑不难理解，正因为靠山是“官”，所以投靠的商人不仅在要接受权益分配的不公平，并且还会因为靠山身份带来的特殊需求，从而承担诸多的牺牲和风险。

比如清末的“官商合办”，这个由头就是个吞银子的黑洞。不知有多少“官商”，因为主家迎合“上峰”而被迫身陷泥潭，成了牺牲品。

而在此之后，接踵而至的清帝逊位，则更是一场几乎使整个京城商场为京城官场陪葬的旷世灾难。

大清国的时候，京城的消费主体是以满蒙旗人和官员权贵为主。所以辛亥革命让清政府这么一倒台，不仅消费市场直线萎缩，并且就连许多陈年旧债也难以追回，这就导致了大量中小工商业者直接破产。而且越是“官商”，在这种情况下损失也就越大，因为这些大商家最大的顾客就是紫禁城。

拿洪家来说，“衍”字号饽饽铺历来有代替宫廷内外饽饽房制作传供的活计，而参茸庄衍寿堂又长期专办东西御药房的人参和鹿茸，这么算下来，一共一十六万两货款就此打了水漂儿。再如齐仁堂岳家，因为享有供奉宫廷其他御用药材的殊荣，也不得不咬着牙硬撑下近二十万两的亏空。而在所有与清宫有经济往来的商家中，损失最大的，恐怕就是专为皇家营造的兴隆木厂马家了。据说，修光绪东陵所欠的二十二万两和修北海所欠的三万余两，皇家一个子儿也未曾支付，而当年给马家留下的那张欠据，也随着北洋政府的登台，成为了永远无法兑付的一纸空文。

到了北洋执政时期，政府则开始提倡“西风东渐”和“实业救国”，商人的地位表面上有了些提高。但实际上，商人的待遇不仅没有什么改善，反之比清末还远远不如。且不说军阀之争造成市面货源奇缺，也不说政府暗中为外国资本的经济掠夺大开方便之门。最主要的，是北洋政府收的苛捐杂税要比清政府还狠得多。而且军阀乱战时期，每一位带兵入京的将军，都把商人们当成了碗里的肉，任意勒索取用。这种情形下，商家们的“大出血”也就可想而知了。

更何况，那些大兵们也不是好敷衍的。这些家伙只要从军营里一被放出来，全是一窝蜂的来市面上占便宜。而洪家的店铺，因为有好吃好喝，自然就成了受侵害的要目标。大兵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生混蛋”，干什么都横着来。骂着“妈拉巴子”白吃白喝不说，更有甚者还仗着手里的枪杆子公然行抢，如若抗拒，那必定会砸店伤人的。

洪禄承从儿时起，就见惯了父亲因为兵痞闹事头疼烦恼的样子。而像这种让洪家既闹心又窝心的日子，大约要到1928年东北易帜，才算告一段落。

不过，封建制度的终结，毕竟还是对世风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要提的一点是，从1919年起，由于“五四”思潮影响，社会上开始涌现出一批新兴商人代表。这一批人是非常年轻的，其中不乏高等知识分子，甚至于“海归派”。他们没有旧有商人的身上的世故与内敛，而是表现出充沛的热情，以富国强民为己任，走实业救国的路线。虽然他们身上也不乏偏执和理想化的缺陷，但他们却是我国历史上最有报复，最爱国家的一批商人。而他们所兴办各类新型工厂和公司，也以强大的造富能力和全新的经营模式，很快成为了商界最耀眼的焦点。

每当提起这段往事，洪禄承都不得不对父亲感到由衷钦佩。在这种新旧交替的大时代背景下，正是由于他父亲的精明，洪家才没有墨守成规，被旧有的传统束缚住手脚。

洪效儒虽无实业派那样的眼界与留洋经历，却懂得乘势借风，投资生利。虽不懂得新型实业的经营方式与工业技术，却明白商场上最根本的原理——任何买卖永远都是以金钱为基。所以，他果断抓住了机遇，投巨资入股了岳乾斋的盐业银行和黄奕柱的中南银行，以及德国人詹姆士创办的朱诺饭店，并很快从这些洋行业里分享到了甜头。

待到洪禄承成为父亲助手的时候，他个人出自对这批实业派精英的敬重，又游说父亲继续投资了京城的丹枫火柴厂，以及股份制的津门北方轮船公司和津门利中酸厂。就这样，洪家的财富在分享盈利的同时，也间接为国家出了一把力，达到了一个双赢的结果。

实际上，从1927年“蒋光头”定鼎南京，到1937年南京政府执政时期，可谓我国工商界难得的“十年建设”黄金时期。尽管期间国外资本与官营资本异常强悍，但民营工商阶级在短期间内取得的成绩仍是蔚为大观，甚至使“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理念演变为一种时代潮流。

只可惜，这批本土的资产阶级实业派实在运气不佳。羽毛才刚刚生长出来，还尚未丰满，就又遭到外敌入侵。而本应代表他们利益、保护他们生长的上层建筑，这时候却露出了既软蛋又混帐的真容。在日本动的侵华战争爆之后，南京政府只知道找商人捐饷捐粮，军队却不能尽责守土，以至于实业派们数年的心血大多付之东流，或是一头躲进了租界，或是被迫千里流亡。

倾巢之下，焉有完卵？国难当头，洪家也未能幸免。京津沦陷后，在日本人的“限粮政策”下，洪家的店铺入不敷出，可日本人又不允许歇业，所以只好赔本维持。尤其洪效儒还拒绝使用伪币，又不肯与日商做生意。所以洪家的店铺每日还要被上门的汉奸、特务轮番勒索。最不幸的，是随着战火的蔓延，洪家在异地的店铺也纷纷毁于战乱，而最终能侥幸保存下来的，寥寥无几。

好在洪效儒做为洪家的当家人睿智依旧。在卢沟桥事变刚刚爆之际，他就偷偷下手安排，让洪禄承携新婚妻子王蕴琳一起逃反，由津门乘船去了沪海。并且在临走的时候还交给儿子一张存单，洪禄承这才知道，原来为以防万一，父亲在美国花旗银行一直存有六十万银元。

到达沪海后，洪禄承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在租界里醉生梦死，或是庸庸碌碌干等战火平息，而是时刻在寻找着能帮洪家保存实力、减少损失的方法。

当洪禄承现在日军侵华的脚步下，沪海租界里反因为避难人口增加呈现出一片畸形的繁荣时，他马上就与时任工部局董事的犹太地产商哈同合作，用花旗银行里的这笔钱，在租界里大肆兴办西餐厅、咖啡馆、舞厅和夜总会，并很快赚了大钱。因此抗战胜利后，再回到京城时，洪禄承已积攒了足够的财力，来挽救洪家岌岌可危、濒临破产的祖业和信誉。也终于使得病危的父亲放下了心病，带着微笑握着他的手安然离世。不过，洪家的这段兴盛史摆脱不了历史的桎梏，终归也只是昙花一现。

之后的三年，由于政府处置战后经济极为不当，“劫收大员”满天飞，借没收“敌产”之名大肆中饱私囊。我国的工商阶层始终处于一种“孤儿”状态。在那时，要想维持一份产业，可说是战战兢兢、惨淡经营，不仅要靠自己承受下日酋侵略的造成的损失，同时也面临着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挤压与吞并威胁。

内战起后，蒋管区物价飞腾，当局又强迫民间上缴银元黄金，兑换成一钱不值的“金圆券”。致使整个经济呈现崩溃之势，神仙也无力回天。无怪乎当时有人咬牙切齿把委员长称为“蒋该死”，并私下宣称“三民党不亡，没有天理”。因而在内战时，我国的工商阶层，大多数人并没有跟三民党共进退，只在观望中期盼尘埃早日落定。

在这种背景下，洪禄承即便再有商业才华，也无可作为。能做到勉强维持诸多产业的经营，还能给洪家的老伙计们挣上一口饭吃，着实已经不错了。眼见民营资本丝毫不知出路何在，洪禄承的心头只有愁云惨雾。

1949年，大军狂飙席卷。随着三民党败走台湾，世界轻而易举转换成了红色。

江山底定初期，由于民营经济在全国经济比重中举足轻重，而且新执政的红党面临着一些实际问题，还需要民族资本助一臂之力。所以只要不是官僚资本，不是洋行买办，工商阶层还是被定义“人民”，是所谓开明的“民主人士”。乃至在国旗中，也占有一颗星的位置。

在这时，红党高层对知名的商家是礼遇有加的，并给予了非常优厚的待遇。如齐仁堂第十三代传人岳松生，就属于商界中积极拥护红党的代表人物。不仅得到了提拔和重用，在日后甚至成为了京城的副市长。

而以洪家在京城商界的名声，洪禄承自然也是重点统战对象。政府为他安排的名份、职务都有。但洪禄承一向秉承祖训，习惯低调行事，本能地不愿当这个出头的橼子，故而他最终婉言谢绝了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职务，只肯顶个“工商界人士”的名头。

此外，建国之初的经济政策也很平稳。在经济管制上，除了打击金银外汇等投机生意，新政权强制没收的，也只针对官僚资本、敌伪财产。而对私营和个体经济的态度，除了恢复生产、摆正新的劳资关系之外，只是“利用、限制、改造”。

这种合衷共济的经济状态，一直持续到1952年。而在这段时期内，整个世界几乎被重新改造了一遍。什么事都要重新开始，连语言文字也得从头学起。因此不仅1949年以前的社会顽疾被扫荡一空，而且社会的展也一日千里，遥远得如同做了一场梦一样。

那的确是一个豪迈的时代，不过在凯歌行进的同时，仔细打量，也会现有一些裂隙，与那红底金字的光芒十分不协调。

从1950年起，不断有各界的“群众运动”被动。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运动”，又比如“土改”、“镇反”、“肃清反动会道门”等等。这一系列的清理旧政权的残余，创立新社会的规范等等举措，其正义性在当时不容质疑，也给红党增添了救世色彩。不过，由于其方式超越了法制，也没有政策约束，其中的过激行为、违反政策的情况生了不少。总之，这些运动虽未波及到工商阶层，却起到了杀鸡骇猴的作用。

就是从这时起，洪禄承的精神始终处于被抑制状态，并开始为自身的处境担心。他不得变得不小心谨慎，既不去过问政治，也不敢多赚钱，只求在新政权下当个顺民，安安份份做自己的买卖。

没多久，政府组织洪禄承去参加了“学习国家政策，积极自我教育”的群众运动，他开始意识到身上有着“原罪”。心虚之下，为了“赎罪”，他先积极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不惜变卖家产筹措资金，捐了几架飞机和几门高射炮。接着，还主动上交了用来出租的十几处闲置房产给政府，以解决不断增加的京城市民人口安置问题。果然，他这力争好好表现的举动获得了政府的肯定，登报表扬和大红奖状的鼓励也犹如护身符一般，让他那不安的心暂且安定下来。

如果历史是公平的，那么洪禄承这番举措可谓英明之至，后来也就洪福齐天了。只不过，风雨要是都按着天气预测那么来，就无所谓狂风暴雨了。困难若是能由着你安然做好准备，也就没有把人逼疯这一说了。

洪禄承哪里会想到，仅隔两年，一场席卷整个工商界的清查就凭空临头。而当他在群众斗争会上拿出奖状，并提起此时做过的一切时，却根本无人相信。历史就是这么可悲，旁人冷笑中的一句“资本家还能爱国吗？”，就把他自证清白的希冀全部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