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拖油瓶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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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大学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一个人在外求学会觉得特别孤独,单身独处时会特别想家,思念家里的亲人。因此,逢到放寒暑假的时候,总是归心似箭,巴不得一下子回到家里,与亲人们团聚。
现在正值暑假,加枝却赖在她读书的BJ农业大学,不愿意回家。这本身就有点儿不正常。尤其是在她得知王加根已经从湖北到了河北的家里之后,仍然不不急着回去与弟弟见面,更表现得有点儿不近人情。
不过,加枝自有她自己的苦衷。
在已经走过的十九年人生旅程中,尽管她大部分时间跟着妈妈,不像加根那样缺少母爱,但她并不像歌儿里唱的那样“有妈的孩子像块宝”。从三岁开始,她就生活在白沙铺的单亲家庭里。四岁感染流行性脑膜炎,差点儿丢了性命。十二岁那年,她又被白素珍带入一个重新组合的家庭,成为一个受人歧视、被人看不起的“拖油瓶”。
这些非同寻常的生活经历,注定她不可能像正常家庭成长的孩子那样,拥有无忧无虑、快乐幸福的童年。更何况,她的监护人白素珍又是一个刚愎自用、固执己见、非常强势的女人。大小事情,加枝都得听妈妈的,任凭妈妈摆布,不能违抗白素珍的命令和意愿。就连她的姓氏,也不能由自己做主。在王李村,她叫王加枝;到白沙铺之后,按妈妈的要求改成了白加枝;跟随改嫁的妈妈到河北迁西县洒河桥,白素珍又把她的姓氏改成马,让她成了马加枝。
每谈起她四岁那年害的那场大病,白素珍总是泣不成声,泪流满面。认为是菩萨保佑,才让她们母女俩躲过了一劫。
那是素珍、三货和加枝回白沙铺不久,大货还没有来到这个家庭。当时,素珍和三货除了在白沙铺的生产队里出工劳动以外,还得经常参加政治学习。政治学习有时安排在晚上,有时安排在白天,而且要求非常严格。只要是生产队的社员,除非老弱病残行动不便,就必须无条件参加。否则,不仅不计工分,还要挨批评。参加政治学习必须遵守纪律,不能像出工劳动时那样,把小孩子带在身边。
这种强制性规定,给素珍和三货出了一道大难题:他们都去参加政治学习了,家里没有大人,加枝怎么办?万般无奈,他们只能把加枝一个人锁在家里面。素珍和三货参加完政治学习回到家里,总会发现加枝躺在地上睡着了。小姑娘梦中还是伤心委屈的样子,脸上糊满了眼泪、鼻涕、饭粒和灰尘。
夏日的一天,加枝突然发起了高烧,浑身烧得烫人。她烦躁不安地哭着,不停地扭动着身子,叫头痛。
白素珍以为女儿患了重感冒,叫三货到街上买生姜。用生姜煮汤,再加入红糖,喂给加枝喝。可加枝喝了几口之后,又全部吐了出来。接着,就昏沉沉地睡着不醒。
素珍吓坏了,让三货背起加枝,一路小跑前往白沙铺卫生院。医生给加枝打了针,开了药,就让素珍带着加枝回家,说是到了晚上就会好些的。
回家后,素珍严格遵照医嘱给女儿喂药,又煮了绿豆稀饭,喂给她吃。可加枝吃过药和绿豆稀饭之后,不仅没有退烧,还开始呕吐,把吃下去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她仍然昏迷不醒,口里时不时胡言乱语。天将黑的时候,可怜的加枝浑身抽搐起来,口吐白沫,颈部和背部僵硬,头向后仰,整个身体向背后弯曲得像一张弓。呼吸有时急促,有时细微,几乎感觉不到脉博。素珍以为女儿死了,
痛不欲生地号啕大哭起来。
哭声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大家劝素珍赶紧送孩子去医院。
“白沙铺卫生院肯定不行,这个钟点儿医生都下班了。就算有医生值班,水平也不怎么样。像这种大病根本就看不了,最好还是去孝天城或者花园镇的大医院。”有人这样建议。
白素珍觉得有道理。
她赶紧把摇篮上的竹筐取下来,铺了床小被子里面,让加枝躺在竹筐里。再用一根粗绳子系住竹筐,找出家里的扁担,和三货抬起竹筐就往陆家山火车站跑。
晚风轻轻地吹着,夜色中的江汉平原是如此的安宁和静谧,可奔走于江汉平原田间小路上的素珍姐弟俩,又是那样的心急如焚。
路凹凸不平,还有数不尽的沟沟坎坎,姐弟俩相互提醒,互相鼓励,以最快的速度向十二里外的陆家山火车站奋力前行。
虽然没怎么讲话,素珍的脑子却一刻也没闲着,因为自己没有照顾好女儿而感到万分内疚。好好的,加枝怎么就病了呢?女儿得的究竟是什么病?她会不会是被吓着了?
前段日子,夜深人静的时候,素珍常会听到门外和窗前有可疑的脚步声,甚至发现有人爬上她家的房顶,扒开屋瓦,用手电筒往她和加枝睡觉的房间里面照,吓得她躲在墙角,浑身瑟瑟发抖。素珍大着胆子叫骂起来,外面就传来男人淫荡的笑声和口哨声。
为人怎么这么难啊!
要是加枝有个三长两短,素珍也不想活下去了。可是,如果没有了她和加枝,三货怎么办?素珍想起这些,泪水汹涌地冲出眼眶,在脸颊上静静地流淌。
晚风习习。身边的澴河流水淙淙。附近的乡村鸡鸣犬吠。
到达陆家山火车站时,姐弟俩的衣服全部被汗水浸湿了,落汤鸡一般。他们把加枝放在候车室门口,前往问询处打听。
工作人员回答说,南下去孝天城的火车刚刚开走了。
“北上去花园镇的火车呢?”白素珍焦急地问。
“今天没有了。所有在这儿停的慢车,都得等到明天。”
听到这里,素珍和三货几乎同时哭了起来。
值班民警和火车站工作人员围了过来。问明情况,看过竹筐里奄奄一息的加枝,大家都摇头叹息,表示无能为力。如果等到明天,加枝肯定没希望了。说不定,晚上就有可能咽气。一条鲜活的生命,就将永远告别这个美好的世界。
生命这般脆弱,现实如此残酷,真的叫人难以接受!
“沿铁路往北走一两里路,有家铁路职工医院。你们可以去那儿看一看。”情急中的值班民警突然想到了这条路,“反正找不到其他的办法了,不如死马当成活马医。”
绝望中的白素珍如同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她马上拉起流鼻涕抹泪的三货,抬起加枝就走上了铁道,向北去找寻铁路职工医院。
那是一家小得不能再小的医院。严格地讲,只能算一个小诊所。医院虽小,却住满了病人。病房床位一个不剩,医院门口还临时搭起了几个帐篷。病人几乎全部是小孩儿,得的都是流行性脑膜炎。
医生检查了一下加枝的病情,初步诊断为流行性脑膜炎。并且说,这种病目前正在很多地方肆虐和蔓延,已经有成千上万的老人和儿童被它夺去了生命。医生坦言,没有哪家医院有十足的把握治好这种病。他们这里收治的病人,有三分之一没有抢救过来。鉴于加枝的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他们建议还是去其他的大医院比较好。
白素珍扑通一声双膝跪地,哭着哀求医生救救她的女儿。并且保证,出了任何问题,都不会找医院的麻烦。
医生见此,也不好说什么,救死扶伤是他们的职责。既然患者家属如此恳切,他们也不可能将病人拒之门外。他们按规定出示《病人亲属承诺书》,要求白素珍在上面签字,按红手印。
签订了“生死文书”,加枝才被送到医院大门口的帐篷里。医生让他们把加枝抬到木板床上,先做皮试,然后开始打吊针,源源不断地滴注青霉素和氯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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