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苏轼对神宗小皇帝急了眼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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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神宗皇帝的上书中，苏轼又说：

微臣听闻坊间近来有传闻，陛下出台了一些纠偏过激的行政措施，追回派出实施变法的官吏，废除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迹象，朝野间也都奔走相告、弹冠相庆。

但是，我的亲！原来陛下在做的不过是，只委派地方监司机构到民间打探一下新法管理强行抑配的情况，看看老百姓还有没有承压的空间！比如那个“制置三司条例司”，是在朝廷体制之外另设一个部门。实际上该部门就是撇开原有那些反对变法的官僚，另外任用一批新人来推行变法。

在苏轼看来，这个新机构的执掌与中书、宰相重合，不但其本身就增加了冗员和冗费，而且使得“民实惊疑”“吏皆惶惑”。要“复人心而安国本”，就应该罢去“新法”的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如此，“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

苏轼越说越气，简直要出离愤怒了。

他说，微臣还听说陛下认为，新法最终退而求其次还总可以在西北三路地区试行，我苏轼就纳了闷了，泱泱大中华的西北三路人民难道就不是陛下的赤子百姓与臣民？难道就该做行医者试用毒药的试验品吗？

如今陛下推行的新法一连得罪了老百姓、军队、官吏以及士大夫等社会各阶层，我并非是危言耸听来吓唬陛下，我也没这个胆（这倒是一句瞎话）。青苗法、助役法实施后，农民们内心不安。均输法令颁布后，商贾们不能正常经商，老百姓也买不来东西因而生活不便。合并消减军队，驱逐伤残兵士，贬斥从军人员等举措，使军队中的军人开始对朝廷产生怨恨之情。青苗钱既然要散发，那么就不该再禁止或抑配，不然下级的官吏就会因收不到利钱而受到责罚。

以上这些，还有近来的不管是放任谬误强推新法，还是朝令夕改、粉饰过错都是微臣我寝食难安、扼腕叹息的根源啊！

说到这儿，我们结合神宗皇帝的变法背景与决心，作为现代的职场人士，我们大多人也不难理解苏轼在宋神宗心中的形象之变化了。

如果说《上神宗皇帝书》还是对事不对人，那么一个月之后的《再上皇帝书》就堪称直接的人身攻击了。其言辞之激烈简直让人瞠目结舌，几至无法相信是出自温文尔雅的苏轼手笔了。

他不但进一步将“新法”贬低得一无是处（“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随之”），而且其行文之间虽未指名，然而天下谁人不知句句不离王安石其人。其中最末一段，苏轼竟将王安石比作魏晋之际的奸臣贾充，要求神宗将其罢免（今天下贤者，亦将以此观陛下，为进退之决）。

实事求是地说，这就颇有些“要挟”的味道了。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从熙宁二年(1069)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结束的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王安石是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

在教育制度改革方面，王安石仍以“三不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非凡勇气，亲自操刀撰写了《周礼义》、《书义》、《诗义》，即《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也即为试策。

熙宁三年春，神宗皇帝起初想起用苏轼为新学改革的主考官。

王安石知道后，赶紧上奏神宗说，苏轼这个人学的都是旁门左道（所学乖异），决不能让他充当考试策论的考官。

神宗没法，只得让苏轼充任编排试卷官。

宋代贡院置这一官名，简称“编排官”、“管号官”。编排官一般选派翰林学士、六部员外郎等充任，主掌举人试卷字号之编排和合格举人名次之编排。殿试唱名时、在御座前依照名次将试卷对号拆封，转交中书待郎。按现在的思维，也就是个排名次与唱票的助理角色。

但苏轼却并不能满足于这一角色，又再一次地像鲁迅先生那样，以他的作品为匕首、为投刀，直刺社会的黑暗与人性的丑陋。